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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真的一点都不鸡娃？” 她边卷着爱马仕的围巾边看我，那眼神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怜悯，就像我放弃了几个亿。 “你要明白，男人会变，钱会散，孩子的起点不能输——这是底线。” 她是这么说的，眼尾细致地扫过我厨房岛上的水果盘。 Lynn，我的华人闺蜜，住在我家隔壁 Hidden Canyon 的一套更大的房子里，整整六千尺，每一扇窗都擦得比脸还亮。她的“男朋友”比她大二十五岁，是国内某航运巨头的实控人。每年飞来看她不到三次，但只要她想，“每次生日都能换一辆敞篷”。 她常说：“我是他的休息区，不是他的爱情。” 我从来没问过她疼不疼，因为我知道她不允许自己疼。 但她鸡娃。鸡得很疯。 每周三次数学逻辑，一次语言思维，两次钢琴，一次“演讲力启蒙”——她儿子今年四岁，比沈慕小一点，黑眼圈比我还深。 她那天拉着我去报名一个尔湾华人圈子很火的“天赋儿童私教”，据说起步价是800刀一小时，入门测评还得等排期。我拒绝了。 我说：“他已经会自己看图书馆的绘本，也能把小数点分对位，我觉得够了。” 她看着我，像看一个天真的失败者。 但我其实并不嫉妒。或许上帝是公平的。 沈奕凡那位在国内的“高贵太太”——据说是名门之后，英文姓氏听上去像某个法国设计师品牌——唯一的缺点，就是无法生育。这是官方消息，Lynn从香港体检中心的朋友那里确认过。 我曾经痛恨她，诅咒她有那么好的运气，出生就在我的终点线上，但后来逐渐释怀了，生育大概就是上帝从她那里拿走的东西吧。 所以，沈慕，不止是我的孩子。他是他的延续，是未来，是血统意义上的唯一正解。 他曾经说：“我这辈子可能都不指望婚姻了，但孩子得有，得是你生的。” 我听了这话，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。 是的，他的爸爸早就把这孩子几十辈子的钱都挣够了。 所以我不鸡娃。因为沈慕可以自由一点，他可以快乐一些。他是用来活着的，不是被牺牲掉当工具人的。 但自由的代价，是缺席。 孩子三岁之前从来没问过“爸爸呢”。但最近，他开始会突然在饭后看着客厅的方向说：“要是爸爸在就好了。” 有时候只是拿起一个玩具，小声说：“这个我想给爸爸看。”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。我说“爸爸很忙”，他说：“那你让他不忙。” 我知道我给得再多，也无法替代一个父亲的角色。 于是那个晚上，我没有拒绝Lynn的提议。 “走，我们喝一杯。” 她开着那辆新换的绿色敞篷迈巴赫，我们驶向比佛利山庄。她说：“今晚不喝到断片不准回家。” 我笑：“你先别在 TMZ 上出镜。” 那是一家藏在比弗利的老酒吧，复古木纹，昏黄灯光，DJ选曲还停留在二十年前的爵士蓝调。我们点了两杯 Gin Tonic，Lynn举杯冲我挑眉：“为那些我们不能拥有的人。” 我们喝了好几轮，后来她去洗手间，留下我一个人坐在吧台边。 一个男人坐到我旁边，西装剪裁极好，白衬衣松了两颗扣子，袖口挽起。他点了一杯干马天尼，没看我，只是随口问：“你丈夫出轨了？” 我回过头，看他。他没有笑，眼神冷静，像是在诊断我，不是搭讪。 “你怎么知道我结婚了？”我问。 “离婚律师的职业病。”他说，举起酒杯，“我看过太多张这样的脸——愤怒，却不愿意哭。” 他叫梁知律，是一家专门做高净值婚姻案件的华裔律师。他的办公室在罗迪欧大道最贵的那栋写字楼里，据说接过某位真人秀明星的离婚案。 他问我：“你为什么不直接离开他？” 我没说话。 我突然很想讲故事。 不是讲我自己，是讲“她”。 于是我开口了。 “她和他是大学恋人……一个法学院的女生，一个家境优渥的男生。一起出国，后来他要回去继承家业。她留了下来，生了一个孩子。他每三个月来看他们一次，生活费每月都打，不缺钱，也不缺礼物。” 他听得很认真，眼神没有漂移。 “那你觉得……他爱她吗？”我问。 “他当然爱。”梁知律说，“但不是那种会把她写进遗嘱的爱。” 我一怔。 他继续：“他爱她，像人会爱一段大学时代的记忆，一本旧笔记本，一场雨夜的吻。但不会爱到替她扛现实。” “那她是不是傻？” 他顿了顿，喝了口酒。 “她不是傻。她只是把爱情当成身份，而男人，把爱情当成情绪管理。” 我那一刻，有些头晕，不知是酒劲还是那种被看穿的羞耻。 我笑了笑：“你说话真不留情。” 他说：“我已经看够了漂亮女人幻想婚姻，也见过太多男人用温柔把责任偷走。” 我没有再争辩。 后来我们又见了几次。 是他约的我。理由都很理性——他帮我看孩子的身份合法化问题，建议我设立替代监护权结构，甚至提出建议我为自己申请个人信托豁免。 每次见面，我们都像在谈一场冷静的案件。我以为他只是在职业上施展本能。 直到有一次他送我回家，下车时我不小心把手机落在他车上。 他第二天送还给我时，里面多了一张便签——只有一句话： “你不需要讲别人的故事了。你已经够值得说一个完整的自己。”